「彩票投注平台提现」楼劲:《玉海》五四《艺文部》所存沈约《谥例序》文笺解

2020-01-11 13:14:05  秦亭门户网站

    但细核之,上引文首先可区分为王应麟《玉海》插注文和沈约《谥例序》文两类,其中的沈约《谥例序》文,又包括了两种不同的文字:一是沈约所见某本《谥法》上篇卷前、卷后的批语,二是沈约对这些批语的案释之语,及其交代《谥例》一书取材体例的有关文字。“《春秋谥法》一卷”六字,恐亦非沈约《谥例》序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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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票投注平台提现,《玉海》五四《艺文部·嘉佑编定谥法》七家谥法条:[1] “沈约《谥例》有序云:[2]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、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。今《汲冢书》止一篇,第五十四。书目一卷(惟《崇文目》有之,学者就《汲冢书》采出)。[3]《春秋谥法》一卷(学者就杜预《释例·谥法》篇采出)。沈约案:《谥法》上篇卷前云《礼大戴记》,[4]后云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,又云凡有一百四十五谥。案《大戴礼》及《世本》旧并有《谥法》,今检十许本皆无。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、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,上篇有十余谥,下篇惟有第目,无谥名,与前所云'第四十二'又不同矣。今《谥法》二篇有一百四十八名。卷后又云:[5]靖按谥有一百九十四。又云:高、光、明、章、和、顺、冲七谥,[6]《谥法》无也,而汉家用之。约又检二篇,唯无光耳,[7 ] 其余并有而又多不同。约又案:靖应是张靖,晋江左人也。刘熙注《谥法》,唯有七十六名,所阙甚多,或有异名殊号,近世所不用耶?又有《广谥》一篇七十八谥,与旧文多同,时有异耳。约以为同是一谥而互出诸篇,不相比次,难为寻览。刘熙既有注解,时或有所发明,今以熙所撰为本。又旧文二篇,《广谥》一卷,悉少拔次第,[8]令名相随,各以其下注本文所出。又自周氏以来,[9]迄于宋末,帝王名凡有谥者,并列其人名号于所谥之左方。吴兴人乘奥撰《帝王世纪》,其一篇是《谥法》,今采其异者。” [10]

沈约《谥例序》文宋后已亡,存于《玉海》的这段佚文,提供了沈约以前诸谥法书的状况,长期以来有关文著在说明当时谥法文献之况时,几无不征引之,其对研究汉魏以来谥学的价值由此可见。但细核之,上引文首先可区分为王应麟《玉海》插注文和沈约《谥例序》文两类,其中的沈约《谥例序》文,又包括了两种不同的文字:一是沈约所见某本《谥法》上篇卷前、卷后的批语,二是沈约对这些批语的案释之语,及其交代《谥例》一书取材体例的有关文字。由于《谥例序》文至宋已有所舛佚,《玉海》摘引的这些文字又与其它文字夹杂着出现,加之《玉海》传刻过程在格式行文上或不免于淆乱错脱,便为释读带来了困难,极易导致歧见和误解;故区分其文,疏通其义,便成了正确理解这段《谥例序》佚文内容,一定程度上也是准确认识汉末魏晋谥学的前提。

以下试分别依次笺解,不妥之处,请读者教正。

王应麟的插注文

“今《汲冢书》止一篇,第五十四。《书目》一卷。”这一段连同下接的“惟《崇文目》有之”云云皆应是王应麟的注文。理由一,“《汲冢书》”乃唐宋以来对《周书》的习称,[11]《玉海》本条首述:“谥起于今文《周书·谥法》篇(汲冢),有《周公谥法》(《书目》一卷,即《汲冢周书·谥法》篇也)”云云,是知沈约并不以“汲冢书”称“《周书》” ,而王应麟所处时代则常称《周书》为“汲冢书”,方须一一注出。由此可推“沈约《谥例》序云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、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”,为《玉海》转述沈约《谥例序》文,而接下来的“今《汲冢书》止一篇”云云,就其前例及其此处文意而言,正应是王应麟的注文。理由二,所谓“止一篇,第五十四”,正是今孔注本《逸周书·谥法》篇的第目,当自宋以来即然。且其云“今《汲冢书》止一篇”,与后沈约案语云“今《谥法》二篇有一百四十八名”相参,知“今《汲冢书》”必为王应麟之“今”。理由三,“《书目》一卷”四字,意谓“学者就《汲冢书》采出”的《谥法第五十四》一篇业已别本单行,在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中被著录为“《周公谥法》一卷”;而王应麟对之的注文,又述其前惟北宋仁宗朝编成的“《崇文(总)目》有之”;可知其必宋人之语。况此处所云“今《汲冢书》止一篇,第五十四,《书目》一卷”,实与前文注“《周公谥法》” 云“《书目》一卷,即《汲冢周书·谥法》篇也”语意相合,《玉海》艺文部称某书《书目》多少卷之例比比皆是,皆属王应麟之注文。

“《春秋谥法》一卷”六字,恐亦非沈约《谥例》序文。因为沈约时期,杜预《春秋释例》的《谥法》篇(或称“书谥例”)似尚未采出单行,而“《春秋谥法》”显然是这个单行本流行以后的名称,又尤其为北宋编《六家谥法》以来的习称。[12]又“《春秋谥法》一卷”后,“沈约案上篇卷前”云云,亦不可能是沈约对《春秋释例·谥法》篇的案语。理由是:《春秋谥法》只有一卷,而沈约案述的“《谥法》”则分上、下两篇,依汉来书篇之惯例,当为两卷。即使《春秋释例·谥法》篇可能照录了两篇本的《周书·谥法》,[13]但《玉海》引沈约《谥例》序文及宋人诸目录书述及其书取材及其体例由来,皆不言其取鉴于《春秋谥法》;苏洵《(谥法)总论》且曰:“约徒得刘熙、乘奥之所增广,与《广谥》以为据依,不闻有所谓《周公》、《春秋》者也。” [14]沈约是否“不闻”杜预的《春秋释例》另当别论,其《谥例》既未采杜预《春秋释例·谥法》篇的有关内容,又怎么会在《谥例》序文中对《春秋释例·谥法例》加以案释呢?就是说,《玉海》此处“《春秋谥法》一卷”六字确甚突兀。

今核《玉海》此条先述“谥起于今文《周书·谥法》篇(汲冢),有《周公谥法》(《书目》一卷,即《汲冢周书·谥法》篇也)、《春秋谥法》、《广谥》、沈约、贺琛、扈蒙六家之书”云云;其下除至元六年本外,其余各本皆提行书“沈约《谥例》”四字后空一格,再述“序云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”等文字,是“沈约《谥例》”四字当属《玉海》所列的“七家谥法”书名之一。由之似可推“《春秋谥法》一卷”数字,也有可能是《玉海》所列的谥法书名而汆入此处。然则其“《春秋谥法》一卷”后注云:“学者就杜预《释例·谥法》篇采出”,便应是对此书名的注解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,是“《春秋谥法》一卷”六字,或亦为王应麟的注文,其文意盖上接《周书·谥法》之注,谓《春秋谥法》从杜预《春秋释例》中摘出别行,其况与《周书谥法》从《周书》中摘出别行相类。

看来,元朝以来各本《玉海》,在以大号和小号字区别正文与注文、用提行或空格标明目次时,皆已有所汆乱,其文字在传刻过程中亦有脱漏倒错,才出现了上述《玉海》正文和注文及其与沈约《谥例序》文的混淆不清。清代钱东垣所辑《崇文总目》(《丛书集成》本)卷一《经部·礼类》录沈约《谥例》十卷,述其“以《周公谥法》为本”,钱氏按曰:“《玉海》引作:沈约《谥法》云《书目》一卷,惟《崇文目》有之,学者就汲冢书采出;《春秋谥法》一卷,学者就杜预《释例·谥法》篇采出。”其语次亦表明王应麟的这段插注文,确易被人误解为沈约的《谥例序》文。因此,今天的研究者对之当然需要加以辨识,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。

沈约所见两篇古残本《周书·谥法》上篇卷前及卷后的批语

“《春秋谥法》一卷”六字既为王应麟《玉海》所列书目或注文,则其下“沈约案”云云,自应上接“沈约《谥例》序云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、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”之文,属于沈约对《周书·谥法》这个本子的案语。其述“《谥法》上篇卷前云《礼大戴记》,后云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,又云凡有一百四十五谥。……卷后又云靖按谥有一百九十四,又云高、光、明、章、和、顺、冲七谥,《谥法》无也,而汉家用之。”此段“卷前”、“卷后”所云文意呼应,中间夹以沈约案“《大戴礼》及《世本》旧并有《谥法》”云云,旨在解释“《礼大戴记》”及“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”两条批语提到的情况。这样的行文似已表明:“卷前云”到“卷后云”的文字,都是沈约转述前人在古两篇本《周书·谥法》上篇所作的批语。

此外,所以说它们是古两篇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上的批语而非正文,理由之一,是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成书时期,肯定要早于“《礼大戴记》”这个名称的出现,其正文中根本不可能出现此称。事实上,大、小戴《礼》各篇内容虽有形成甚早者,然两书之名均不录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;无论是“《大戴礼》”、“《礼大戴记》”还是“《大戴记》”,这类名称都要到东汉才出现,郑玄以来方始流行,从而透露了这些批语的时间上限。理由之二,其中提到的“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”显然只有一篇,也就决不可能是上、下两篇本《周书·谥法》的正文,而只能是某个见过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篇本的读者的批语。[15]理由之三,《周书·谥法》篇乃结集了相当长历史时期中所曾行用的谥名,其中大量都出现于春秋以来,而其开篇语既将谥法之始托于周公,自不可能在卷前先述“凡有一百四十五谥”。至于其汉来流传各本又陆续结集诸谥,有所增益,甚至把原本所无而汉家用之的谥名也收入其中,就更无必要先述其数了。因而“凡有一百四十五谥”,无论是指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和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原有谥名之数,还是指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所含谥名之数,都只能是后人的统计而非其原文。理由之四,沈约的案语,说其所见《周书·谥法》上篇有十余谥,下篇惟有第目无谥名,“与前所云第四十二又不同矣”。这个“前”正表明沈约这里的案语是一段插话,也连接了其前和其后的批语,从而使这些案语一气贯通。又从沈约的案语中,可知这些批语都写在“《谥法》上篇”的卷前和卷后,这又符合了沈约所述“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 、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,上篇有十余谥,下篇惟有第目无谥名”的情况。正因为上篇尚存有十余谥,故可得见若干批语,而下篇“惟有第目无谥名”,也就未留批语。理由之五,“卷后又云靖按谥有一百九十四”的“靖”,沈约已按其为张靖,然其以靖为“江左人”恐有讹误。今案张靖《晋书》无传,然《唐六典》十四《太常寺》、《通典》礼六四《单复谥议》条及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太常博士条,俱载晋张靖撰《谥法》两卷;又《晋书》二十《礼志中》载泰始十年,武元杨皇后崩,“尚书祠部奏从博士张靖议,皇太子亦从制俱释服”,且载咸宁二年靖为太常博士,述礼事与孙毓、宋昌意见相左。考虑到议谥正是太常博士的本职,撰《谥法》二卷的张靖,极有可能是此泰始、咸宁之际的太常博士张靖,他在沈约所见上卷多阙,下卷惟余篇第的《周书·谥法》本子上留有按语,亦甚符情理。[16]无论如何,“靖案谥有一百九十四”乃张靖的案语而非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本文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理由之六,“高、光、明、章、和、顺、冲七谥,《谥法》无也,而汉家用之”,从汉魏以来每言“谥法”一般都指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习惯来看,[17]既云“《谥法》无也”,已明其非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本文;而“汉家用之”,又尤其说明其只能是后人的批语,且有可能也是张靖的案语。

以上所辨若不误,则王应麟的插注文固与沈约无关,这些批语亦非沈约所书,约无非转述之耳。至于留下了这些批语的本子,根据上面的辨析,应当就是沈约《谥例序》文所述当时已上缺下亡的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、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。《玉海》本条引北宋苏洵《谥法总论》云“今文《周书·谥法》之篇……以鄙野不传,其谥法之上篇独存,又简略不备”,[ 18]指的也是沈约《谥例序》文提到的这个本子。而沈约所见有关批语既然都留在其《谥法》上篇的卷前和卷后,说明《周书》的这个本子,很可能在张靖时便已有所缺亡,然仍为此前及后来学者所批校整理或曾经参考;且以张靖和沈约的身份而先后关注此残缺不完之本,又可推其魏晋以来即非中秘所藏,亦当为官方(如主管议谥的太常寺)所有,在此期各本《周书》中必有相当特殊的地位。

至于这些批语的作者,沈约的转述只提到了张靖,从其提到“《礼大戴记》”及其语次来看,约所引“上篇卷前”批语的作者,当是汉末以来,张靖之前,又曾见过或整理过单篇本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者。循此线索,汉末注《谥法》一卷的刘熙,[19]晋初推演刘熙《谥法注》增其篇帙的荀顗,[20]晋初曾注《周书》各篇,包括《谥法第五十四》在内的孔晁,[21]以及曾取本乎《周书·谥法》而撰《春秋释例·谥法》篇的杜预,[22]似皆当在写下这些批语的可能作者之列。

这些批语提到了三个问题:一是提到了“《礼大戴记》”。沈约的转述虽仅四字,但从约案“《礼大戴记》及《世本》旧并有谥法”判断,这条批语说的当是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的有关问题,从而是足以判断有关批语书于汉末以来的重要证据,然其详今已不得而知。需要指出的是,清代以来,不少学者都把这条批语当成了古本《周书·谥法篇》的原文,据此而做了《周书·谥法》篇曾与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合帙的推断。如清乾隆间撰《续通志》一百十九《谥略上》在谈到《周书·谥法解》时说:“臣等谨按《周公谥法》一书,其始见于《大戴记》者,今本已逸。”刘师培先生《周书补正》卷四则说: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曾单行且“与《大戴·谥法》为一编”。二说虽略有异,而未能辨别《玉海》所引沈约《谥例序》文“《礼大戴记》”四字乃是转述前人的批语则一。这样的推断从依据上就错了,又足以在《周书·谥法》篇和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导致更多的误解,[23]应予纠正。

二是提到了“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”这个本子。从《玉海》此处引沈约《谥例序》的上下文意来看,其后“凡有一百四十五谥”的批语,或正指这个本子所含的谥名数。这个本子中的《谥法》篇与历代相沿的孔注本同为单篇,然其第目不同,王应麟插注文述“今汲冢书止一篇,第五十四”,已显示了这一点;同时这个本子也与沈约所见上缺下亡的“两篇古残本”,[24]以及包括了一百四十八名的“今《谥法》二篇”本殊异。由此可以归结,沈约以前至少存在过单篇本和二篇本两个系统的四种《周书·谥法》篇。其中,沈约所见两篇古残本上缺下亡,却有若干学者留下了批语,上已述其是汉魏以来一个相当重要的本子;约所称“今《谥法》二篇” ,则显然是南梁流行的两篇本,或即自汉魏两篇本转辗递嬗而来。又提到“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”之人,据上述,应为晋初张靖以前的谥法学者,而沈约对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的内容似已不甚了了,则此本在南朝时实已罕见,当属晋初以前所传《周书》的一个较早的本子。由之再考虑孔晁注本《谥法解第五十四》之序亦必所来有自,[25]可推汉魏以来这两个单篇本,很可能是同时流传于世的,至晋初孔注本出,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篇本方趋式微。今仍可见的《周书》孔晁注文,在《克殷》篇“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”注曰:“素质,白旗。前,为王导也。一作'以前于王' 。”又其注《大武》篇“三哀:一要不羸,二丧人,三摈厥亲”曰:“要,当为'恶'。摈,一作'损'。”两处的“一作”,或即《谥法第四十二》篇本之文。

三是沈约标明为张靖的批语提到了“谥有一百九十四”,其中包括了“《谥法》无也而汉家用之”的高、光、明、章、和、顺、冲七谥。所谓“谥有一百九十四”,显然并非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谥名数。据前所述,张靖乃晋初太常博士,作有《谥法》二卷,故“一百九十四”,有可能是靖撰《谥法》二卷所包含的谥名数,亦有可能是靖综“互出诸篇”的谥名而言。有意思的是,沈约对此的案语,说“今《谥法》二篇有一百四十八名”,其中张靖时尚未收入的汉帝诸谥“惟无光耳,其余并有而又多不同”;说明自先秦历魏晋而至南梁,《周书·谥法》篇不仅传本有异,其所含谥名亦在不断传抄和整理中陆续有所增益和出入。[26]

这种状况亦可证于其他记载。如《经典释文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影印版)卷三《尚书·汤誓》引马融注:“俗儒以汤为谥,或为号,号者似非其意,言谥近之。然不在《谥法》,故无间焉。及禹,俗儒以为名。《帝系》:禹,名文命。《王侯世本》:汤,名天乙。推此言之,禹岂复非谥乎?亦不在《谥法》,故疑焉。”由于两汉官府议谥或学者论谥凡引“谥法”者,每指《周书·谥法》篇,[27]故马融注云“不在《谥法》”,可证汉代《周书·谥法》篇中尚无汤、禹之谥。由此再观《史记》三《殷本纪》集解引《谥法》:“除虐去残曰汤”,“残义损善曰纣”,则裴骃所处的刘宋时期,“汤”、“纣”等名业已进入了《谥法》;另唐初流行的《周书·谥法》篇中,亦收入了“禹”、“汤”之谥。[28]谥名的续有增补,大体是因为《周书·谥法》篇在两汉魏晋常为官府议谥或学者论谥所依准,对之的注释、推演、订补汆入和重新定本在所难免的缘故,这当然也构成了此期诸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之异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沈约对两篇古残本所留批语的案释

除上面两种文字外,其余皆为沈约本人的文字。总的看来,《玉海》这里所引的沈约《谥例序》文,可以“刘熙注《谥法》”云云为界,分为前后两个部分,此前的案语,皆针对两篇古残本所留批语而发,借此而交代了《周书》、《大戴礼》、《世本》三书《谥法》篇在南梁的流传情况;自“刘熙注《谥法》”一句起,则开始撇开两篇古残本所留批语涉及的问题,转而提到了汉末以来几种新出谥法著述的内容和作者,间以对《谥例》一书取材、体例的正面叙述。为便于行文,这里先来考察前一部分即沈约案语所蕴含的有关问题。

这个部分包括了对两篇古残本所留批语的三条案释:一是“《大戴礼》及《世本》旧并有《谥法》,今检十许本皆无”。此乃沈约对有关批语提到“《礼大戴记》”的案识。二是“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、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,上篇有十余谥,下篇惟有第目,无谥名,与前所云'第四十二'又不同矣,今《谥法》二篇有一百四十八名”。这段案语针对的是批语中的“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”、“凡有一百四十五谥”二语。三是“约又检二篇,惟无光耳,其余并有而又多不同。约又案,靖应是张靖,晋江左人也。”其所案释的,显然是“靖按谥有一百九十四,又云高、光、明、章、和、顺、冲七谥,《谥法》无也,而汉家用之”这段批语。三条案语说明的,是三种谥法著述流传至沈约时期的状况,沈约大概是要通过此,交代其《谥例》一书的取材背景。其中后两条案语,主要是说各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之况,上已述其要点;前一条案语则关乎《世本》和《大戴礼》二书《谥法》篇之况及其亡佚时期,而须着重笺解。

所谓“今检十许本皆无”,意谓沈约所见《世本》和《大戴礼》的各个传本中,都已不含《谥法》篇。早在《玉海》之前,北宋苏洵作《谥法总论》,述谥法“最旧者见于《世本》、《大戴礼》,而约之时已不见于其书”。语义与《玉海》上引文相近,其依据的显然也是沈约《谥例序》文,可见“今检十许本皆无”,乃《谥例序》原文如此。严格地据此文意,当然就不能排除沈约所未见的二书或其中一书传本仍存有《谥法》篇的可能。但《玉海》五四《艺文部·梁谥法》历代谥法条引“《书目》” 云:[29] “沈约《谥法》十卷,案'约序',《大戴礼》及《世本》旧并有《谥法》,而二书传至约时已亡其篇……。”将之与前引文相校,此处“已亡其篇”四字,显然是对“今检十许本皆无”七字的概括,却很不准确。但近世不少学者,却偏偏都采用了这个不准确的概括,[30]而未理会南北朝乃至唐宋学者所引《世本》和《大戴礼》的有关佚文,这就使二书《谥法》篇亡于何时构成了一个问题。

至于情况究竟如何,可从清代学者的有关辑佚成果出发来加以探讨。

在清代学者对《世本》的七个较常见的辑本中,[31]秦嘉谟、张澍、雷学淇、茆泮林辑本都列出了《谥法》篇。不过张氏仅列其篇而不列佚文;雷氏则收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有关佚文;[32]秦氏引《世本》佚文各一条入注,以为“或即《世本·谥法》之遗文”,然其正文所收却是《史记正义》引据的古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内容;[33]茆氏收《世本》佚文两条、宋衷《世本注》有关给谥的佚文三条,以为《谥法》篇正文。总之,数人所辑《世本》及其宋衷注关于谥号的逸文各有三条,然列之为《世本·谥法》篇正文的惟有茆氏一家,其余秦氏引以为注,张、雷等人则别录于《帝系》篇及《王侯大夫谱》中。就是说,这些佚文是否原属《谥法》篇?意见很不一致而多以为不是。

诸家辑《世本》关于给谥的三条佚文中,秦辑本卷十《谥法》述惠栋《左传补注》引《世本》曰“荀骓谥文子”一条,[34]难以坐实是《世本》之文,[35]其余常被引用的两条:一是《毛诗·鲁颂·駉》“季孙行父请命于周,而史克作是颂”;唐代所编的《毛诗正义》曰:“行父是季友之孙,故以季孙为氏,死谥曰文子。《左传》、《世本》皆有其事。文十八年《左传》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宣公。知史克,鲁史也。”检《春秋》文公十六年春述“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”,《左传》则云:“公有疾,使季文子会齐侯于阳谷,请盟。”又《左传》述及季文子各条皆无“谥曰文子”语,[36]则《正义》述季孙行父“谥曰文子”正当出自《世本》。二是《史记·管蔡世家》附曹世家云:“声公五年,平公弟通弑声公,代立,是为隐公。隐公四年,声公弟露弑隐公,代立,是为靖公。”唐司马贞《索隐》曰:“谯周云:《春秋》无其事。今检《系本》及《春秋》,悼伯卒,弟露立,谥靖公。实无声公、隐公,盖是彼文自疏也。”案《春秋》定公八年三月书“曹伯露卒”,七月书“葬曹靖公”。[37]虽书谥号而语不及谥,则太史公此段文字,或正据《世本》而书,而《索隐》述曹伯露“谥靖公”,恐亦出于《世本》 。由此可见,这两条《世本》佚文是否出自《谥法》篇尚有问题,连同“荀骓谥文子”之条,它们的共同点是只记具体人物的谥号,而不及其所以定谥的法度义例,且似以“某某谥某某”为基本句式。

再看诸家辑《世本》宋衷注的三条佚文:一是《史记》四《周本纪》:“周君王赧卒。”《集解》引宋衷曰:“谥曰西周武公。” [38]二是《史记》一《五帝本纪》:“帝颛顼生子曰穷蝉。”《索隐》:“《系本》作穷系。宋衷云:一云穷系,谥也。”三是《史记》十五《六国年表》“周赧王元年” 条《索隐》引宋衷曰:“赧,谥也。”这三条佚文皆当出于宋衷的《世本注》,却决不可能是宋衷注引《世本·谥法》篇的正文,因为既然是《谥法》篇,至少总要提到谥号,宋衷再注“某某谥也”或“谥曰某某”,便成了废话。至于这三条佚文是否宋衷据《世本·谥法》篇以注《世本》它篇之文,也很难说,[39]就其内容来看,后两条以“穷系”及“赧”为谥,皆《周书·谥法》篇所无;[40]前一条述“谥曰西周武公”,句式与上引三条《世本》佚文基本相同。总之,倘若这三条注文依据的是《世本》,那就可以说明《世本》收罗了若干《周书·谥法》篇所无的谥号,同时它们也都只涉了谥号而不及谥义。

关于《世本》所记惟有谥号而无谥义的状况,东汉蔡邕有一段议论似可佐证。《后汉书》四三《朱晖传》附《朱穆传》载:“初,穆父卒,穆与诸儒考依古义,谥曰贞宣先生。及穆卒,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,谥为文忠先生。”《蔡中郞集》三《朱公叔谥议》载其议曰:“昔鲁季孙行父卒,宰庀家器,无衣帛之妾,无食粟之马。君子曰:相三君矣而无私积,可不谓忠乎! 而谥曰文子。《春秋外传》曰:忠,文之实也。然则文,忠之彰也,忠以为实,文以彰之,事通议合,两名一致……。” [41]此处蔡邕等私谥朱穆为文忠先生的依据,一是出于《左传》,[42]二是出于《春秋外传》亦即《国语》。[43]而如上引《毛诗正义》所示,《世本》中是有季孙行父谥曰文子的记载的,但孔颖达疏《毛诗》引《世本》却不涉谥义;蔡邕既作《独断》有《帝谥》篇,亦必熟知《世本》有关给谥的内容;然其释季文子之谥却只引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而不及《世本》。这种蔡邕述谥义而不引《世本》,孔颖达引《世本》而不述谥义的现象,亦似表明《世本》记谥本不释义而只记其号。

以上唐人所引《世本》之文、汉魏间宋衷《世本注》文、以及东汉桓帝时蔡邕的议论,似说明汉末以来《世本》中已无谥义的诠释,而只有具体历史人物的谥号,其文则直到唐代以来仍以某种形式留存了下来。由此推论:一种可能是《世本·谥法》篇或自东汉桓帝以来业已亡佚,故蔡、宋固无从引之,唐人所引亦非此篇之文。[44]据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索隐:“按今《系本》无燕代系,宋衷依《太史公书》以补其阙,寻徐广作音,尚引《系本》,盖近代始散逸耳。”是《世本》的若干篇章,在宋衷注《世本》前已开始“散逸”,则其《谥法》篇亡于东汉后期实颇可能。然则沈约《谥例序》述“《大戴礼》及《世本》旧并有《谥法》,今检十许本皆无”,对《世本》来说,指的便是此书《谥法》篇久已亡佚的事实。[45]另一种可能,是《世本·谥法》篇自汉末至唐代以来仍有流传,然其内容体例实与《周书·谥法》篇,以及受其影响的各家谥法迥然有别,故现存《世本》有关给谥的佚文,都只有具体人物的谥号而不释其义。在这种情况下,沈约《谥例序》谓“检十许本皆无”,正应以“沈约未见”为其确诂。[46]至于究竟如何,在另有证据前自不宜辄断其亡。

关于《大戴礼》的《谥法》篇,[47]清代丁晏、顾观光等人,皆曾加以辑考,然其出处大皆止于汉魏文献而有欠完备。[48]可为补充者,如刘宋裴骃集解《史记》八《高祖本纪》引汉魏间张晏曰、北齐魏收《魏书》六八《甄琛传》以至隋唐之际《北堂书钞》九四《礼仪部·谥》、唐杜佑《通典》礼六四、北宋初年《太平御览》五六二《礼仪部·谥》等处,皆曾征引“《礼·谥法》”、“《大戴谥礼》”或关于谥法的“《大戴礼》”文。这样的事实,显然已经表明汉魏以来,尤其是在学术形态相对保守的民间或北朝,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仍以各种可能的形式不绝若缕地存在着,因而沈约《谥例序》云“《大戴礼》及《世本》旧并有《谥法》,今检十许本皆无”,对《大戴礼》来说,显然只适用于南朝齐、梁的特定时段或场合。就是说,沈约所得而见的南朝官方藏书或通行本《大戴礼》中,虽皆已不见有《谥法》篇,但这决不意味着此篇“至约时已亡”,而应当是官方亡而民间不亡,或南朝亡而北朝不亡。[49]

再从其内容来看,这些佚文大都与《周书·谥法》篇有关文句略同。至于其异,除具体遣字运句的不同外,值注意者有二:一是《太平御览》五六二《礼仪部》四一《谥》引《大戴礼》曰:“……谥,慎也,以人行之,始终悉慎,录之以为名也。” [50]这段文字乃为《周书·谥法》篇所无,似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所含谥名虽少于《周书·谥法》篇,[51]在谥法理论上却要讲得稍多一些。二是尧、舜之类的古帝名号,今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不列为谥,而汉唐间人所引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文或以为谥。但如前所述,古来《周书·谥法》篇传本既有不同,谥名复有增损,汉唐间人引古本《周书·谥法》仍有以尧、舜等名为谥者,[52]故其亦有可能是传本而非原本之异。总的说来,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和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这种同异,体现的倒不一定是两书《谥法》篇孰先孰后、谁抄了谁的问题,而很可能反映了两者内容曾经互相影响和渗透的某种历史关系。

这里所以要提到《大戴礼·谥法》与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内容异同和相互关系问题,是因为清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认为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抄自《周书》,并以之为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亡佚的基本原因。如秦嘉谟《世本辑补》卷十原注曰:“《玉海》五十八引沈约《谥法序》曰:《大戴礼》及《世本》并有《谥法》。苏洵《老泉集·谥法总论》曰:古之谥法,约言之详矣。其最旧者,见于《世本》、《大戴礼》。是《世本》有谥法也。惟约云:二书谥法,至约时已亡。今惟《周书·谥法解》文尚在。盖二书亦采自《周书》,学者以其重见杂出,遂不复加著录欤?” [53]其“盖”、“欤”二字语作或然,可见秦氏对《世本》和《大戴礼》谥法篇是否采自《周书》,对二书《谥法》篇是否因与《周书》内容雷同而致亡佚,其实皆无把握。据前面的考证,《世本·谥法》篇要么是东汉后期已亡,要么是内容体例与《周书·谥法》篇完全不同,秦氏关于其何以亡佚的推测并不正确。而关于《大戴礼·谥法》篇是否“采自《周书》”的问题,从上举两者内容的异同来看,恐怕也是一种成问题的概括。

沈约述其取材体例的文字(上):《谥例》取材的几部谥法书

至此已可看出,《玉海》所引沈约的《谥例序》文虽属摘要,然其原文次第,盖不外乎先因两篇古残本《周书·谥法》上篇所留的批语起意,阐述汉以来《周书》、《大戴礼》和《世本》三书《谥法》篇的流传情况,借以表明《谥例》一书的取材背景。继而自“刘熙注《谥法》”以下,则谈到了汉末以来的几种谥法文献,通过此又对其《谥例》一书的取材和体例作了说明。

《谥例序》中谈到的几种谥法文献,既有补于对魏晋时期几部重要谥法文献的认识,更直接关系到对《谥例》一书取材体例的理解,故有必要先作解释。

关于刘熙的《谥法注》: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述:“刘熙注《谥法》,惟有七十六名,所阙甚多,或有异名殊号,近世所不用耶?”后文又述:“刘熙既有注解,时或有所发明,今以熙所撰为本。”前一段说的是刘熙所注底本甚古,沈约时已不知其详;后一段则充分肯定了刘熙《谥法注》的地位和价值。据隋志和两唐志著录谥法书的状况,从早期《周书》、《大戴礼》等书的《谥法》篇,到晋以来各种专门谥法著述的出现,刘熙的《谥法注》,实具有某种继往开来的地位,《谥例序》所述正反映了这一点。

刘熙乃汉末知名学者,而正史无传。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八《经部·论语类》引明区大任《百越先贤志》:“刘熙字成国,交州人,先北海人也,博识多览,名重一时, ……着《谥法》三卷行于世,建安末年卒于交州。”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两唐志及《三国志》等处所载,熙曾撰《释名》,[ 54]注《孟子》,[55]作“周官明堂图”,[56]博通经史地理。[57]是故刘熙《谥法注》所以能“有所发明”,在魏晋以来甚有影响,乃是与其学养及其学术地位颇得当时公认的事实连在一起的。

关于刘熙所注《谥法》的底本,《玉海》引沈约《谥例序》文既述刘熙的《谥法注》,相对于《周书·谥法》篇“所阙甚多”,则刘熙所注,应当就是《周书·谥法》篇。由于此书《谥法》篇从西汉到魏晋一直是官方议谥的依准,诸谥法书的大宗,其作为刘熙《谥法注》的底本可谓理所当然。接下来,沈约猜刘熙《谥法注》“惟有七十六名所阙甚多”的原因:“或有异名殊号近世所不用耶?”亦颇值注意。这个发问,显然并不是对沈约所见今《周书·谥法》“两篇一百四十八名”本提出来的,而是基于沈约所不知的“两篇古残本”或“第四十二篇本”《周书·谥法》而作的发问。因为对“两篇一百四十八名”的今本来说,沈约根本不用猜,只要看其中所列的一百四十八名是否“异名殊号近世所不用”就行了;同时《谥例序》文也已指出,“两篇一百四十八名本”中,包括了不少汉家所用的谥名,显见“异名殊号近世所不用”的帽子戴不到这个本子的头上。[58]事情很清楚:只有对残存了十余谥的“两篇古残本”和根本不知其具体内容的“《谥法第四十二》”篇本,沈约才会怀疑其中是否有异名殊号近世所不用者。这就再次表明了沈约以前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不同传本,其面目必有相当的差异;更重要的是,其中也透露了刘熙注《周书·谥法》的底本,并不是沈约所见“今《谥法》两篇一百四十八名”本,而可能是沈约不知其详的“两篇古残本”,或者是“《谥法第四十二》”篇本。由此再观两篇古残本上的批语云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“凡有一百四十五谥”,而沈约则说“刘熙注《谥法》惟有七十六名”,似可推断刘熙注《周书·谥法》的底本乃两篇古残本。因为对“异名殊号”的解释,正是注家的责任, 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倘真含一百四十五谥,刘熙的注自不能“惟有七十六名”;其所以惟有七十六名,当是刘熙的底本为两篇古残本,而此本在汉末已非完帙的缘故。倘据此而推刘熙为留于沈约所见两篇古残本《周书·谥法》上篇卷前批语的作者,此两篇古残本经刘熙批注而后入藏中秘,[59]在此过程中其篇帙内容又有所亡而唯余十余谥,或非甚谬。

另有一说,以为刘熙所注应当是《大戴礼》的《谥法》篇。刘师培先生《周书补正》卷四:“《隋书·经籍志》大戴礼记十卷自注云:'梁有《谥法》三卷,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注,亡。'刘熙之书,即系《大戴·谥法》之注。又据《玉海》五十四引沈约云:刘熙注《谥法》惟有七十六名,与《(白虎)通义》谥篇七十二品数亦略合,彼据《大戴》言(原注:盖《大戴》所列之谥弗及今本《周书》之众),亦刘书援据《大戴》之征。”这里的后一条证据显然并不说明问题,刘熙《谥法注》惟有七十六名,毕竟仍与《白虎通》谥篇《论帝王制谥之义》述“谥有七十二品”不同。至于《隋志》经部礼类《大戴礼记》十卷下注“梁有《谥法》三卷,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注,亡。”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八《经部八》论语类述:“既云亡矣,而此类复着于录,盖前注因《七录》所有此,又据隋代书目所载,前后不复对勘也。”就是说,有可能是南梁阮孝绪《七录》的分类,把刘、荀的《谥法》三卷放到了经典录的礼类中,《隋志》的这条注文乃是史臣“不复对勘”的残留,并不能说明刘熙《谥法注》的底本是《大戴礼》的《谥法》篇。其实刘师培先生在《周书补正》中,已经征引了可以证明刘熙所注乃是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一条最重要的材料,即《玉海》六七《诏令部·刑制》周九典条,不仅引用了《周书·谥法》的开篇语:“惟三月既生魄,周公旦、太公望相嗣王发,既赋宪受胪于牧野,将葬,乃制作谥。谥者,行之迹也;号者,功之表也;车服者位之章也。” [60]而且引用了刘熙对此的注:“宪,法也。赋,治国之法于诸侯而受其贡养也。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《玉海》此处所引《周书·谥法》文中的“赋宪受胪”云云,非但不见于今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,[61]亦为《太平御览》五六二《礼仪部·谥》、《路史》发挥五《论谥法》所引《大戴礼·谥法》有关佚文所无,[62]却可与刘勰《文心雕龙·哀吊》篇首述“赋宪之谥”相印证。是故刘熙既注“赋”、“宪”二字,说明其所注底本正是古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。对于这条材料,刘师培先生因未能辨别《玉海》引沈约《谥例》序文述“《谥法》上篇卷前云'《礼大戴记》'”数句,实为后人批语;遂据以为《周书谥法》与《大戴礼·谥法》同在一编,而认定刘熙所注为《大戴礼》的《谥法》篇。惜夫!

刘熙《谥法注》的流传亦可一提。从隋志、两唐志的著录看,此书晋以来或与荀顗推演的《谥法》合帙而流传于世。至南梁时,沈约、贺琛等人所撰谥法著述更切于近用,刘、荀《谥法》当渐衰微而一度罕见,前举隋志引阮孝绪《七录》述刘熙注《谥法》三卷已亡,即可为证。然隋唐至宋此书仍在流传,故常被著录于诸目录书。《续通志》一百二十《谥略中》“宋苏洵嘉佑谥法增多谥”条云:“臣等谨按谥法之书自《周书》、《独断》而后,见于隋、唐、宋志及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者,有刘熙《谥法》三卷,沈约《谥法》十卷,贺琛《谥法》五卷,王彦威《续古今谥法》十四卷,李涪《谥法》三卷,范正、周沆编《六家谥法》二十卷,苏洵《嘉佑谥法》三卷、《皇佑谥法》二十卷。刘熙之书久佚,今不可考……。”案以释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十三、释慧琳《音义》五七及八九皆引有刘熙注《谥法》“ 贼人多累曰舛 ” 文一条,慧琳《音义》七及《原本玉篇残卷》言部等处,皆引有刘熙注《谥法》“名与实爽曰谬”文一条,慧琳《音义》五七又引刘熙注《谥法》“ 贱而得爱曰嬖 ”文一条。另苏洵《谥法》本注引刘熙《谥法注》文二十余条,《永乐大典》 一三三四五至一三三六六《置》韵《谥》字部收元《经世大典》辑刘熙《谥法注》文多条(今存其残本卷一三三四五所收达六十余条)。[63]这些佚文皆说明刘熙《谥法注》直至元代仍存于世,明清或亡而其佚文仍可见于多种文献,则《续通志》云 “今不可考”,盖未通检诸书之过。

关于《广谥》: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文述“《广谥》一篇有七十八谥,与'旧文'多同,时有异耳”;后文又述“ '旧文'二篇、《广谥》一卷”云云;这两处“旧文”,指的都应是《谥例序》开头谈到的两篇古残本《周书·谥法》 (说详后),然则《广谥》的内容,乃与汉末以来“两篇古残本”《周书·谥法》多同而少异。

《史记》五九《五宗世家》索隐引“《广周书谥法》云:能优其德曰于。”此“《广周书谥法》”,或即“《广谥》”的全称;其“于”之为谥,不见于今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,或即《广谥》所“广”之一。然则此书大旨,似在增广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谥名和谥义。不过从沈约说其“与'旧文'多同,时有异耳”来衡量,其增广幅度显然有限,故北宋苏洵《谥法总论》云“《广谥》疏略而不尽”。但若考虑谥名和谥义皆须有典有据,汉以来新出谥名除复谥外并不很多,据《谥例序》引张靖语惟有七个,《广谥》虽或所收“不尽”,却也不可能增加很多新谥新义,苏洵“疏略”之语似非的评。另北宋仁宗嘉佑年间编定的《六家谥法》中,《广谥》与沈、贺书各为一家,亦足见其乃是魏晋以来太常议谥所依的一部重要谥法文献,[64]而其亡佚,则当在宋代以后。

又《广谥》的作者亦有可说。《文献通考》经籍十五《经部·谥法类》录贺琛《谥法》四卷引《崇文总目》:“琛又分君、臣美恶,妇人之谥,各以其类标其目:曰'旧谥'者,周公之《谥法》;曰'广谥'者,约所撰也;曰'新谥'者,琛所增也。”据此似沈约撰《谥例》前曾撰《广谥》。但《文献通考》同处《六家谥法》条下,引陈氏曰:“《广谥》,不著名氏。”是宋人所见《广谥》已不署作者名氏;《六家谥法》则把《广谥》与沈、贺书并列,苏洵又说贺氏“好加以已意”;可见《崇文总目》述贺琛书中所称的“广谥”,决不是沈约撰《谥例》所取材的“《广谥》一卷”,而只能是贺氏“加以已意”,给其书所引沈约《谥例》有关内容(即《谥例》中增广了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有关内容,其中不少当取自《广谥》)按上的一种标目,遂可说这些标以“广谥”之目的内容为“约所撰也”。[65]

另有一条《广谥》作者的线索或可注意。《唐六典》一四《太常寺》太常博士条原注:[66] “旧有《周官(劲案:官当作书)谥法》,《大戴礼·谥法》;又汉刘熙注《谥法》一卷;晋张靖撰《谥法》两卷,又有《广谥》一卷。至梁沈约总集谥法,凡有一百六十五卷(劲案:卷当作条)。”观其述“旧有”云云,可与《玉海》引沈约《谥例序》文“《大戴礼》及《世本》旧并有《谥法》”相证;述“又有《广谥》一卷”亦与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述“又有《广谥》一篇七十八谥”类同;其追溯汉以来谥法书则止于沈约《谥例》,而不及贺琛之书;[67]所述“张靖撰《谥法》两卷”,又不录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及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所载开元盛时编成的《古今书录》,而必另有所据;凡此种种,表明《唐六典》的这段原注,依据的或即沈约的《谥例序》文。则其述“晋张靖撰《谥法》两卷,又有《广谥》一卷”,或系《谥例序》原文有此。而《唐六典》这里的语次:先述“旧有”的两种谥法,以下依次述“汉刘熙”、“晋张靖”、“梁沈约”所撰谥法书,似《广谥》亦张靖所撰。当然,倘以为《唐六典》的这段注文仍不足以说明《广谥》作者就是张靖,至少也可据以明确此书为晋时的作品。[68]

关于“乘奥撰《帝王世纪》”: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及两唐志的史部杂史类皆录“《帝王本纪》十卷,来奥撰”,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十三《史部杂史类》云:“来奥始末未详。两唐志俱作来奥,沈约《谥例序》云吴兴人乘奥撰《帝王世纪》,其一篇是谥法。按本志传记篇别有《访来传》十卷,来奥撰。则确为来氏,非乘氏。沉隐侯引其书,则晋宋时人。”刘师培先生《周书补正》卷四,亦以为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文中的“乘奥”当是来奥,“《帝王世纪》”当为《帝王本纪》。东汉以来古史复兴,自西晋受汲冢竹书出土的刺激和影响,又尤多通记古今帝王世系行事号谥之作,来奥撰《帝王本纪》,当与汉末韦昭《洞纪》、西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等书为同类,其大体盖皆“ 系日月以成岁时,书君上以显国统”。[69]沈约撰《谥例》既要把西周至刘宋谥号相同的帝王名号,列于“文”、“武”等谥条之下;而来奥书的特异处,则是专设《谥法》篇以记古今帝王谥号,所记又有与它书相异者;遂为沈约所取材及参考。

关于“旧文”之所指:从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两处提到“旧文”的语意,可断“旧文”所指,必是时期早于《广谥》而篇帙有二的一部谥法书。此外,《玉海》五四《艺文部·梁谥法》历代谥法条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述沈约《谥例》“唯取《周书》及刘熙《谥法》、《广谥》旧文”云云,后又述《谥例》“首列《周书》二篇,以熙为本叙次'旧文'、《广谥》及乘奥《谥法》”云云。这里也出现了两处“旧文”,其前一处“旧文”似仅泛泛而言,指的是《周书·谥法》篇、刘熙《谥法注》和《广谥》之文,显属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撰者之语。[70]后一处“旧文”则非泛言而为特指,其所指似也是《广谥》以前的某部谥法书,与《玉海》所引《谥例序》文提到“旧文”相同。《中兴馆阁书目》述《谥例》一书体例必亦据《谥例序》文,是可证《谥例序》原文确以“旧文”特指某部谥法书。

至于其所以仅称“旧文”而不出书名,想必此书在《谥例序》前面的行文中业已提到,只是由于《谥例序》原来的上下文关系,在《玉海》的摘引或传刻中已非甚明,这才使“旧文”所指显得迷离难辨了。今案《玉海》所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“首列《周书》二篇,以熙为本叙次旧文”的语意,似已明“旧文”当指《周书·谥法》篇。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中的两处“旧文”,皆与《广谥》并举;而《广谥》全称既是《广周书谥法》,亦表明“旧文”确当指两篇本《周书·谥法》。由此再看《谥例序》前文所提到的《周书·谥法》篇传本,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仅有一篇,且沈约似未见此本,也就谈不上与《广谥》的比较;而沈约所称的二篇一百四十八谥本《周书·谥法》,显然是南梁流行的“今本”,实无从与《广谥》并举而称“旧文”。这样排除的结果,“旧文”所指,盖非两篇古残本《周书·谥法》莫属。且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先已云 “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、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”,并云此二篇残缺已甚,其本甚古,直到“刘熙注《谥法》”云云以前,其实都是“沈约案”两篇古残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之语,也都没有离开过“两篇古残本”的话题。同时,即使是“刘熙注《谥法》”一段,其语次也还是在说刘熙注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状况;况据前述,刘熙注的底本,很可能就是汉末的“两篇古残本”,因而《谥例序》继而述“又有《广谥》一篇与'旧文'多同”云云,正上接“两篇古残本”的话题而来。这样的语次文意,无疑也表明了“旧文”指的是“两篇古残本”《周书·谥法》篇。

沈约述其取材体例的文字(下):《谥例》一书的体例

沈约的《谥例》十卷,在魏晋南北朝新出诸谥法书中地位甚高,影响亦大。但由于《谥例》及其序文流传至宋已有舛佚,《玉海》等书对《谥例序》文的摘引和概括亦多问题,故此书体例究竟如何,今人理解起来已不无难明之处。

《玉海》所引《谥例序》文,在正面交代《谥例》一书体例时先说:“刘熙注《谥法》惟有七十六名,所阙甚多,或有异名殊号,近世所不用耶?又有《广谥》一篇七十八谥,与'旧文'多同,时有异耳。约以为同是一谥而互出诸篇,不相比次,难为寻览。”这段文字说的是沈约对其书体例的基本考虑,其大意盖接前文所述《周书·谥法》篇传本状况,谓刘熙《谥法注》和《广谥》述谥名谥义所出不一,这种“同是一谥而互出诸篇”又“不相比次”的状况,只能使议谥研谥者“难为寻览”。有鉴于这样的状况,沈约撰《谥例》一书,便要用适当的方式把本来“同是一谥而互出诸篇”的谥法义例“比次”到一起,以便于“寻览”。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下文便交代了沈约所采用的方式:“刘熙既有注解,时或有所发明,今以熙所撰为本。又'旧文'二篇,《广谥》一卷,悉少拔次第令名相随,各以其下注本文所出。又自周代以来,迄于宋末,帝王名凡有谥者,并列其人名号于所谥之左方。吴兴人乘奥撰《帝王世纪》,其一篇是《谥法》,今采其异者。”这一段问题不少,而仍应参以《中兴馆阁书书目》关于《谥例》一书的提要,来加以释读。

《玉海》五四《艺文部·梁谥法》历代谥法条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:[71] “《沈约谥法》十卷。案约序,《大戴礼》及《世本》旧并有《谥法》,而二书传至约时已亡其篇。唯取《周书》及刘熙《谥法》、《广谥》旧文,仍采乘奥《帝王世纪·谥法》篇之异者,以为此书。首列《周书》二篇,[72]而专以熙为本叙次旧文、[73]《广谥》及乘奥《谥法》,各于其下注本文所出。[74]自周迄宋帝王名臣凡有谥者,并列其人名号于左方。今本卷数、存文多舛。”这些文字显然摘自《中兴馆阁书目》对沈约《谥例》一书的提要,而既云“案约序”,说明其无非是对沈约《谥例序》文的概括。

先应指出的是,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末云《谥例》“今本卷数、存文多舛”,说明最晚在南宋孝宗干道年间编此书目时,《谥例》及其序文已皆有所舛佚。由于《中兴馆阁书目》各书提要常袭仁宗景佑至庆历年间编撰的《崇文总目》,[75]因而也不能排除《谥例》及其序文早在北宋已多舛佚的可能。这或者就是宋人述《谥例》一书取材体例多不一致的基本原因,也解释了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文语次常断续难解、“旧文”又指代不明等问题的部分缘由。[76]

比如,《中兴馆阁书目》说沈约《谥例》“唯取”《周书·谥法》篇、刘熙《谥法》、《广谥》和来奥的《帝王本纪·谥法》篇;而《玉海》摘引的《谥例序》文,至少没有明确提到《周书·谥法》篇。非但如此,今存《崇文总目》对沈约《谥例》一书提要的佚文,如《文献通考》经籍十五《经部·谥法类》两处所引,皆说《谥例》“以周公之《谥法》为本”。[77]但就在仁宗庆历元年《崇文总目》编成后不久,苏洵《谥法总论》在论及《谥例》取材时却说:“约徒得刘熙、乘奥之所增广,与《广谥》以为据依,不闻有所谓'周公'、'春秋'者也。”到南宋,罗泌《路史》发挥五《论谥法》指斥苏洵《谥法总论》之谬,其云苏洵“未尝见”三书(指《周书·谥法》篇及单行本《周公谥法》和《春秋谥法》),盖与洵谓沈约不闻有“周公”、“春秋”谥法,同属过份之论。但《路史》谓“异时有《广谥》者,沈约、贺琛皆尝本之”,说明罗泌对《谥例》是否本乎《周书·谥法》篇亦未尝清楚。这也说明马端临不甚信《谥例》以《周书·谥法》篇为本,并非偶然之事。凡此种种,显然都与《谥例》及其序文传至宋代“卷数、存文多舛”相关。

现在再以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及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之文相校:

两者“自周迄宋……于左方”一段大抵略同;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所述“本文”前,显夺“下注”二字;又其述“以熙为本”后有“叙次”二字,而《谥例序》文,则多“悉少拔次第,令名相随”九字,不过这九字所表达的,概括起来也就是“叙次”的意思。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但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述其书“以熙所撰为本”,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述其“首列《周书》二篇,以熙为本”,而上引《崇文总目》所录《谥例》提要佚文则述此书“以周公之《谥法》为本”。三者所述,显然是理解《谥例》一书体例的关键,却皆有所出入,那么到底《谥例》所叙以何者为“本”呢?

今案《崇文总目》和《中兴馆阁书目》的编撰者,皆得见《谥例》十卷,故前者述此书“以周公之《谥法》为本”,与后者述其“首列《周书》二篇”,倒未必是《谥例序》原文有此,而是兼据《谥例》内容及其序文而提其要,两者的意思显然是一致的,且要比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断续难明之文说得更为准确。由此看来,《谥例》一书体例,正有可能以《周书·谥法》两篇为全书之本干,再采其他各书有关内容为其枝叶。况《周书·谥法》篇在汉魏以来议谥论谥时,本就具有其他各书难以比拟的地位;沈约《谥例序》的前文,又特别介绍了当时《周书·谥法》篇的传本情况;再考虑沈约此书辑集历代帝王凡有谥号者,已定下了“自周氏以来”这个时间上限;则《谥例》一书,不仅必当取材、恐亦不能不取本乎《周书·谥法》篇。对此,似乎不能因宋人据已有舛佚的《谥例》及其序文,甚或未读《谥例》仅据其序而导致的意见不一,而徒生怀疑。

接下来,《谥例》所列的又是哪一个两篇本《周书·谥法》呢?在《谥例序》前文提到的《周书》传本中,“两篇古残本”《周书·谥法》已止有上篇十余谥和下篇的第目,这个本子名虽存二而篇实剩一,“首列《周书》二篇”断不会指它。[78]因而《谥例》可列以为本的,就只有其序文谈到的“今《谥法》二篇一百四十八名”本了。沈约撰书既是要总结以往的谥法,更欲便今后所用,就不能一味向古,故其取当今流行又完整无缺的两篇本《周书·谥法》篇列于《谥例》书前,以为全书的纲领,再在其各条内容之下系以古本和前人的有关义例,正是一种兼综今古而著眼于实用的做法。若其一方面在《谥例序》中提到了今流行本的情况,却弃之不顾,而竟以仅剩十余谥的两篇古残本《周书·谥法》列于书前,那就尤悖于情理了。

明确了《谥例》首列“今两篇本”《周书·谥法》以为全书大纲后,《玉海》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再说“以熙为本叙次'旧文'、 《广谥》及乘奥《谥法》,各于其下注本文所出”,意思就十分清楚了。所谓“以熙为本”,指的是《谥例》在南梁流行的两篇本《周书·谥法》各条之下,再分别系以刘熙《谥法注》及“旧文两篇(两篇古残本《周书·谥法》)”、《广谥》一卷和来奥《帝王本纪·谥法》篇的有关内容时,又是以刘熙《谥法注》的各条注解为纲的。由此再看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曰:“刘熙既有注解,时或有所发明,今以熙所撰为本,又'旧文'二篇、《广谥》一卷,悉少拔次第,令名相随……。”其谓“今以熙所撰为本”,当然不能指并非刘熙所撰的《周书·谥法》篇之文,而只能指刘熙对之“有所发明”的注解;但注解显然是无法替代正文,首列于《谥例》以为全书纲领的,而只可在系于正文之下的有关内容中充当其“本”。又所谓“悉少拔次第以名相随”的“悉”,亦透露《谥例》一书中,刘熙所撰及“旧文”、《广谥》等书的有关内容,皆已被系于南梁流行的“《周书》二篇”各条谥名之下(“以名相随”),也就不能不服从于此,而适当变动其原有的行文次第(“少拔次第”)。至于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文所以未述“首列《周书》二篇”,且其“今以熙所撰为本,又'旧文'二篇,《广谥》一卷”云云,语次亦有滞碍难明之处,则恐与《玉海》的摘引及传刻问题有关,又尤其是宋代《谥例序》文已有舛误所致。

质言之,对《谥例》一书体例,比较《玉海》引《谥例序》及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所述,后者显然要更为准确。而两处的“以熙所撰为本”,其实都是说刘熙的《谥法注》文,在《谥例》一书中相当于汉魏以来儒经注疏的“注”;而沈约所采其他谥法书的有关内容,包括其所辑西周至刘宋帝王凡有谥者的名号,则被视之为“疏”;注为本,疏为枝,疏不破注,故云“以熙所撰为本”。刘熙注七十八谥底本最古,注解又多发明,以之为“注”,可谓得当;而注、疏皆须服从于“经”,对《谥例》来说,这自然就是《周书·谥法》篇之文。由此已可明确《谥例》一书体例,盖以南梁流行的两篇本《周书·谥法》为纲,在其开篇语及一百四十八谥各条之下,皆分别先出刘熙对之的注解,顺便带出南梁尚存的“两篇古残本”之文,再附入《广谥》的有关内容,最后附以沈约所辑历代帝王曾用此谥者的名号,兼采来奥《帝王本纪·谥法》篇之异者。因而沈约《谥例》一书体例,既仿汉来儒经注疏之体,又采佛家合本子注之法,而兼有注解辞义、校订文本、增广异文,补充故实等项功用;宜乎郑樵称其“博采古今,诠次有纪”,[79]可谓整理《周书·谥法》篇之功臣,集汉末至刘宋谥学之大成矣。

[1]引文据国家图书馆藏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本,此后的数种元明递修本、清乾隆三年本及《四库全书》本大抵略同,异处随文出校。

[2]其余各本无“有”字,且于“沈约《谥例》”下空一格,再书“序云”以下文字。

[3]括弧内为王应麟原注,以下引《玉海》文皆同,其字体在各本中皆小于正文。

[4]句中“前云”二字残缺,然“前”字依稀可辨,今据各本补足。

[5]句中“后”字残缺,据各本补。

[6]此处“又云”至“七谥”间残缺七字,然“高”字可辨,今据各本补足。

[7]此处“约”字至“其余”间残缺八字,然其第五字“唯”字左旁之“口”可辨,今据各本补足。

[8]句中“拔次”二字残缺,据各本补足。

[9]句中“又自”以下残缺三字,然隐约可辨“氏”、“来”二字,今据各本补足。

[10]此处乾隆三年本作“今代所异者”。

[11]乾隆五十一年抱经堂单刻本《逸周书》卷端附明嘉靖间杨慎《逸周书序》云:唐以前《逸周书》不称汲冢书,“惟宋太宗时,修《太平御览》,首卷引目始有《汲冢周书》之名”。其实称《周书》为“汲冢书”的时期当更早一些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以为称《周书》为汲冢书,始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误以《周书》为得自汲冢。持论较妥。又《周书》东汉以来或称《逸周书》,本文皆依沈约述为《周书》。

[12]《文献通考》经籍十五《经部·谥法类》录《六家谥法》引雁湖李氏《跋〈六家谥法〉二十卷》云:“某尝考之,名'周公'者即汲冢《周书·谥法》篇,名'春秋'者即杜预《释例·谥法》篇。唐及国史《艺文志》皆不载,近世学者就二书中采出。”

[13]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经部礼类:“《春秋谥法》一卷,右与《周公谥法》相类而小有异同。”罗泌《路史》发挥五《论谥法》:“《周书》有《谥法》一篇,颇为简要,至杜预取而纳之《释例》,而世遂重出之,谓《春秋谥法》。”

[14]《玉海》五四《艺文部·嘉佑编定谥法》七家谥法条引,以下凡引《谥法总论》皆出此。

[15]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(宁武南氏校印本)所收《周书补正》卷四:“《玉海》又云沈约案《谥法》上篇卷前云《礼大戴记》,后云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,又云凡有一百七十五谥。王氏所引,盖亦《谥例序》文。据彼说,是《周书·谥法》别有单行本,与《大戴·谥法》为一编,所载之谥计百余,惟所标第次复迥不同。”刘师培先生显然未能辨别沈约此处所案,乃是某本《周书·谥法》上篇卷前的批语。其实“《周书·谥法一第五十六》、《谥法二第五十七》”或“《周书·谥法第四十二》”的篇名,已表明其当时并未单行而仍只是《周书》中的一篇,故刘先生据此而说“《周书谥法》别有单行本”已有问题;则所谓《周书·谥法》篇“与《大戴·谥法》为一编”,就更无从谈起了。

[16]黄逢元《补晋书艺文志》(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第三册)史部仪注类案曰:“《隋志》经部有靖注《谷梁传》十卷,注云靖堂邑太守。”案《隋书》三二《经籍志一》经部春秋类又录《春秋谷梁废疾》三卷何休撰,郑玄释,张靖笺,两处张靖当为一人,依隋志著录诸书的时序来判断,张靖恐正应是晋初人,然则沈约《谥例序》所案“江左”之“左”,或为“右”之讹。倘不讹,岂张靖先任太常博士后转堂邑大守,其活动时期则长达五十余年而及于江左乎?

[17]这一点不仅在前四史所载及其注解所述“谥法”内容与《周书·谥法》篇相合上体现了出来,且在下列两条材料中得到了证明:《史记》六《秦始皇本纪》述始皇帝“除谥法”,《集解》:“《谥法》,周公所作。”《后汉书》二十《祭遵传》载其建武九年卒,博士范升疏请案《谥法》而追尊之。李贤注曰:“《谥法》,《周书》之篇,周公制焉。”

[18]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所收《周书略说》:“苏义盖以《班志》所录为今文《周书》,汲冢所得为古文《周书》,既以孔(晁注)本出汲冢,彼本《谥法》仅一篇,故以《谥法》分篇之本之今文。”是。但刘先生进而又据苏洵之论,以为“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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